正月初七开工日，有人快马扬鞭渴望开启新征程，有人为新一年的不确定焦虑着。36岁的起重机安装维修工人李心桓显得气定神闲，“现在还不知道去哪干活，但想去的时候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出发。”36岁是都市打工人被职场“嫌太老”的年纪，却是技术工匠意气风发的年纪。
“活找人，不是人找活”，是李心桓从事的起重机维保行业的特点。入行17年来，李心桓凭一手“人无我有”的技术奔波于全国二十多座城市间，前往大大小小的钢厂、电厂、煤矿厂、港口码头、汽车制造厂，重复着起重机的安装、维修、拆卸、改造、维护等工作。
在中国加速进入现代化工业强国的路上，制造业招工难和年轻人就业难的矛盾长期存在。在大国工匠精神一再被提起的当下，如李心桓一样的技术工匠仍在四处漂泊。岁岁年年，新年伊始，相同的问题总被重复提起——技术工匠的下一站，在何方？
对于生于山东省新泰市羊流镇的李心桓来说，起重机是从小就熟悉的东西。据官方信息，这个人口超过10万的小镇，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发展起重产业，至今已有超过60家起重机械企业，年生产各类起重机械40余万吨，产值近50个亿，是全国第二大起重机规模集群。
2006年，18岁的李心桓面临择业的人生节点。跑过纺织机械厂、铸造厂，最终，李心桓选择了薪资待遇更低的起重机械厂学徒工。“那个年代学徒工一天只挣10块钱，去别的工厂干其他纯体力活，一天能挣30块。但人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起重机制造是一门手艺，比起纯体力活更有前途。”
依靠勤奋与悟性，从学徒工晋级到熟练工，李心桓“没花多长时间”。“仅仅是起重机械制造的基础手艺——电焊，就分了好几种，包括氩弧焊、二保焊、电阻焊……从电焊，到切割，到真正掌握技术，通常要两年，一些细节上的误差要控制在两三毫米之内，很多细致的东西甚至需要更长时间去理解。”两年后，技术成熟的李心桓转型做起重机的安装维修，开始往“高处”、远处走。
“和车间制造不一样，起重机的安装维修一般是高空作业，最低6米，一般都在9米以上，最高有上百米。风险高工资也高，根据每个项目要求不同，日薪能达到300-600元之间。”据李心桓介绍，羊流镇当地的起重机械厂大多以“地面制造的活为主，到现在日薪也只有260元左右”，为求高薪和更多就业机会，李心桓开始了四处漂泊的打工生活。
“我们打工不是先出去再找活，而是等活找上门。”成熟的起重机械产业群为羊流镇培育了大批如李心桓一样的技术工人，也滋生了“人带人”的技术工匠外出谋生模式。那个连接内外的关键人物就是对接市场供需双方的业务员。“业务员专门对接工厂、企业和工人，去外面参与招标，拿了项目以后就联系工人出去干活。”在李心桓的印象里，像他一样外出打工的技术工人在羊流镇多达几千人，“官方统计过，仅今年过年前一天返乡人数就超过2000人。”
“人跟着项目走，项目结束就去下一个城市干下一个项目。”洛阳，广丰，烟台，唐山，成都，沛县，延边，吉林，银川，运城，邢台，沧州，潍坊，胶州，邹平……十多年来，李心桓跑过的城市超过20座，安装、维护过的起重机不计其数。“只要有工程基本都能用到起重机，只要用起重机就得有人安装、维护”，因此，在李心桓的记忆中，即便在国内工程机械行业整体进入低迷期的2022年，自己也从未遇到“没活干”的情况。
比起在家乡工厂里的安稳，这份四处漂泊的工作对李心桓来说，待遇更存在竞争力。“工资按天算，只要我想干就一直有活干，多的时候一个月干26天，能挣上万元。有一次一个日薪300元的安装工作结束了，负责人看我技术好，还主动提出涨薪到360元，希望我留下来长期维护。”除了可观的收入，“去外地的往返路费都由用工方负责，干活期间包吃包住”。规模较大的企业不仅按国家规定给工人买工伤意外险，还会在上岗前为工人安排公费体检。“去年因为疫情在工地停工封控了半个多月，工资也照发。”
除了待遇优势外，李心桓认为与车间制造相比，起重机的维保工作“没那么累，不算重体力活”。此外，他发现近年来，不少工厂内“高科技设备慢慢的变多了，技术更先进了，对工人的制造工艺技术要求就比以前简单了”。
“越来越好干”的传统制造业依然留不住年轻人。人社部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显示，100个行业中，41个属于第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记者走访羊流镇发现，尽管路边起重机相关培训、服务机构屡见不鲜，但大街小巷随处都可见招工启示，大大小小的机械厂门口长期展示着对各种技术工种的招聘需求，机械制造技术人才培养地依然招工难。“出去干的人多，留下来的人也多，但是用工需求更多，尤其是高技术水平工人到哪都是稀缺资源。”
此外，羊流镇本地的起重机械工人们自发组织了多个“起重安装群”，李心桓加入的两个群均已达到人数上限500人。“群里主要是发用工需求的，也有工友请教技术问题的，每天信息太多了，从来没停过”，尽管在春节假期，招人的信息仍源源不断，其中不乏月薪过万的高薪工作。对于群内的需求，李心桓多数情况下都选择“只看不回应”，因为“朋友介绍的活都干不完”。
“现在干这行的人慢慢地少了。”李心桓发现，近年来同行中的年轻人“消失了”。“现在基本没90后，80后、70后偏多，周围年纪最大的工人都六十多岁了。”事实上，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相关规定，从事高空作业及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年龄不宜超过55周岁，女性职工不宜超过45周岁。随着老一代技工退休，技术岗位的青黄不接问题迫在眉睫。
除了脏、累外，高空作业的危险是许多年轻人面对起重维保工作的高薪诱惑依然望而却步的根本原因。李心桓清楚地记得自己爬上一百多米的高空做设备维护的经历。“其实就是一个例行检查，统计一下问题就可以了，但是我顺着旋转梯爬到顶的时候，发现脚下是悬空的，往下一看，就有了眩晕的感觉，那一瞬间觉得胆都没了，下来以后缓了很久，心想以后这个活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上了。”
比内心的恐惧更可怕的，是高空作业对生命的威胁。尽管工作时有多重防护，但意外时有发生。“前年有个同行从8米高空坠落，进ICU抢救了三个月才保住一条命”，李心桓回忆，混杂血亲关系的打工模式却成为工人维权的隐患，“因为工厂老板是他的表亲，碍于亲戚关系最后工人只得到了医药费和每个月三千元的生活费，支付到他复工为止。”
此外，随着我们国家产业体系调整，年轻人有了更多就业选择。李心桓发现，身边不少适婚青年选择去电子厂工作，原因是“机械制造厂里基本没女性，不好找媳妇”。
1988年出生的李心桓如今已经36岁，在工友中算“年轻人”。长期外出的工作让他错过了三个孩子的成长，如今最年幼的儿子已三岁，他开始萌生转型的念头。“我们这种技术工人的前途只有两种，一种是一直干技术，干到老了干不动为止，另外一种是做业务员，自己当老板，出去找订单。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也在骑驴找马，一边继续干技术，同时也在拉业务。”
技术工人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为推动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着重要力量。2022年，人社部出台《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通过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推进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2022年7月，三农专家温铁军呼吁，“技术工人应得到尊重”。随着“80后”退出一线技术岗位，中国制造的基础队伍何以为继？年轻人的大国工匠梦想如何铸造？仍是需举全社会之力解决的问题。
